“虐恋”这个词英文为sadomasochism，有时又简写为SM、S-M、S/M或S&M，这一概念最早是由性学家艾宾 (Richard von Krafft-Ebing，1840-1903) 创造的，是他首次将施虐倾向 (sadism) 与受虐倾向 (masochism) 这两个概念引进学术界，使之成为被广泛接受和使用的概念。受虐倾向一词是他用奥地利作家马索克的名字演化而成的，但施虐倾向一词并不是由他首创，而是最早于1836年出现于法国的字典，到19世纪80年代才传播到德国的。我采用的“虐恋”这一译法是我国老一辈社会学家潘光旦先生提出的。这个译法令人击节赞赏，因为它不仅简洁，而且表达出一层特殊含义：这种倾向与人类的恋爱行为有关，而不仅仅是施虐和受虐活动。

虐恋似乎是一个离中国相当遥远的世界，至少在表面上看是这样：中国既没有虐恋者的俱乐部，也没有很多虐恋者去心理医生那里求治。有西方人把这看成是中国的一个特色，他们说：“在中国的色情艺术品中，攻击性或虐恋的形象极其罕见。” 然而我坚信，中国的文化虽然有其独特性，但中国人与世界上其他人的共同点多于不同点。这是基于我在中国与国外其他地方多年生活的经验之谈。在我多年的调查研究生涯中，也确实遇到过虐恋的个案：在关于女性的性与爱的调查中有虐恋个案，在关于男同性恋的调查中也有虐恋个案，还有从杂志社转来的向其求助的虐恋个案。虽然数量微不足道，但至少证明，虐恋绝不是其他文化中特有的现象。

虐恋现象不仅是神秘、有趣的社会现象，而且在当今世界有着越来越重要的意义。可以预言，它在人类生活中所占的分量还会继续加重。这不仅是因为有更多的人参与虐恋活动，如福柯所言，“这种现象是一种比过去更为普遍的实践”，也不仅因为虐恋的形象在大众传媒中出现得越来越频繁，而且因为虐恋作为一种特殊的人类性倾向，对于理解人类的性本质与性活动、对于理解和建立亲密而强烈的人际关系、对于理解社会结构中的权力关系、对于理解一般人性及人的肉体和精神状况，都颇具启发性。

在我看来，性思潮中最具革命意义的有两个分离，其一是将性快感与生殖行为分离开来，这一点已经成为当今世界大多数人的实践，就连最看重生育价值的中国人也参加进这一实践之中，虽然有许多人是迫于计划生育政策而不得不改变了他们对性的观念的——除非他除了生那一两个孩子之外完全禁欲；其二是将性快感及其他身体快感与生殖器官分离开来，当今世界中一种最前卫的性思潮是让性活动走出生殖器官的范围，将其扩展到身体的其他部分。社会批判学派在论述这种思潮的意义，女性主义也在讨论这种思潮对于女性的特殊价值。而虐恋的意义之一就在于它使快感与生殖器官相分离，在虐恋活动中，有时甚至可以完全脱离生殖器官，如福柯所说：“它的另一个观念是把身体的所有部分都变成性的工具。” 福柯以虐恋活动为证据提出了“快感的非性化”的观念，这就使虐恋不再仅仅是少数人追求快感的活动，而具有了开发人的身心领域、创造新的快感形式的意义。

虐恋还有一个重大的哲学意义：对人性中非理性方面的揭示。自文艺复兴以来，理性一直是被最为看重的一种价值。它似乎代表了启蒙和进步，与中世纪的蒙昧相对立。人们不仅认为理性优于非理性，而且认为应当用理性来解释一切。而实际上，有许多事是不能用理性来解释的。比如说艺术和人对美的感觉就很难用理性来解释。虐恋就有点像一种艺术，它是生活的艺术，是性的艺术。福柯关于虐恋的最常被人引用的一段名言是：“为这一实践赋予的概念不像爱的概念那么久远；它是一种广泛的文化现象，精确地说，出现于18世纪末年。

它造成了西方想像力的一次最伟大的转变：向心灵的谵妄状态的非理性转变。” 福柯认为，虐恋不是一种性变态，而是一个文化现象，是“欲望的无限想像”。虐恋的意义不仅在于它是一种广泛的文化现象，还在于它造成了西方人想像力的一次最伟大的非理性转变。我想福柯之所以会为非理性赋予正面价值，可能是认为启蒙运动以来对理性的强调过了头，矫枉过正了，这也正是当今西方许多新思潮 (后现代主义、女性主义等) 的看法，有些激进女性主义者甚至将理性与男权社会联系在一起加以批判，为非理性“正名”。按照这种逻辑，虐恋活动也具有为非理性赋予正面价值的意义。

此外值得一提的是虐恋活动的娱乐价值：它是一种成年人的游戏，是一种平常人的戏剧活动。它可以将寻常的生活变为戏剧。它为暗淡的生活增加色彩，为乏味的生活增加趣味，使平淡变为强烈，使疏远变为亲密。它又是一种优雅的消闲活动，这也是越来越多有钱有闲的人们参与其中的原因。说到有钱有闲，大多数中国人会略感不快，因为他们大多无钱无闲，我相信这也是虐恋活动在西方发达国家极为活跃而在中国却较为少见的原因之一。但是我对大多数中国人会变得越来越有钱有闲持乐观态度，因此不避“超前消费”之嫌，将虐恋世界的秘密乐趣揭示一二，就算让有钱有闲和即将有钱有闲的中国人看点“西洋景”罢。

福柯曾表达过这样一个思想：一个在性方面完全没有禁忌的社会是不可想像的。但是他希望至少要保证人们选择性活动方式的自由权利，以及改变规范的自由权利。我对中国文化在性方面总的看法非常不乐观，福柯曾批评我们对手淫的看法停留在18世纪欧洲的水平上，不仅如此，在我看来，我们对同性恋的看法和作法还停留在西方20世纪60年代以前的水平上，而对于色情材料和卖淫的看法和作法也远远没有达到现代社会的水平。

因此西方学术界对于性问题的所有讨论，西方的性实践，对于大多数中国人来说简直像外星球的事一样遥远。这其中文化的因素当然是最重要的。但是我在此斗胆提出一个假设：假设中国文化的包袱对于我们不再是那么沉重；假设中国人除了吃饱穿暖传宗接代之外也有了一点对性快乐的要求；假设中国人也愿意有选择性活动方式的自由；假设中国人也喜欢使自己的生活变得更有趣、更快乐一些。